2024年12月12日，由南方周末主办的第四届科创大会于北京举办，探寻科创在不同行业、企业的发展脉络，为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提供动能。“科创大会”创立于2021年，隶属于南方周末年度盛典系列活动，每年发布年度科创力评价榜单与前瞻科创研究、汇集业内专家观点、揭示企业科创风向。

　　在大会现场，经济学家、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创始院长、财政部原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贾康以《新质生产力：“数实融合”中加速现代化产业体系构建升级》为主题发表演讲。以下为演讲实录：

　　贾康，经济学家、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创始院长、财政部原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

　　简要勾画一下生产力的概念：按照唯物史观，人类社会发展中的生产力，是决定社会和经济发展、生产关系和社会制度、上层建筑演变的最根本因素。从考古学研究成果看，有一个基本共识，人类脱离动物界后至少经历200多万年发展过程，有了自己的社会形态之后，一竞技应该认为就出现了社会生产力。

　　生产力在原理上分为三大要素：劳动力、劳动对象、劳动工具。原始人群里，劳动力有自然分工：男性肌肉较发达，更多从事狩猎，女性根据她们的生理特点，更适合做采集和养育后代的工作。劳动者面对的劳动对象，就是自然界可以使原始人群生存下来的资源，如野兽、野果。劳动工具则有“旧石器时代”和“新石器时代”之分。现在可以知道，原始人群的各个分支中，只有智人这一系没有中断，延续至今成为全球各肤色的人类社会成员。我们过去知道的北京猿人——周口店发现的头盖骨印证的这一系没有后代了，就是在发展中无法解决生存问题，生产力低下而导致灭绝。

　　考虑生产力的发展过程，要特别注意到，随着时代的进步，其加速度显著表现为“跃迁”形式。学界普遍认为，约1万年前出现了生产力发展的重要台阶——农业革命。在农业革命基础上，大约300年前，生产力再次跃升到一个新台阶，即“工业革命”。而我们当前所处的时代、是信息革命时代，日新月异让人应接不暇。

　　昨天，谷歌发布Willow全新量子计算芯片，另据悉中国团队也在量子计算方面取得了突破，专家已有专著，认为电子计算机时代将被量子计算机时代取代。

　　在信息革命时代，我们需深入认识新质生产力，把握好其概念内涵。大背景就是中国要推进“新的两步走”现代化战略，必须以创新发展作为第一动力，将生产力在阶跃式发展中达到具备质变特征的新水平、新境界、新质态。哲学上有由量变到质变的命题，指出达到某一临界点后，量的变化将引发突变，形成新的质态特征。例如自然界中水在标准气压下，零摄氏度至一百摄氏度间为液态，加温至100摄氏度变成气态，降温至零摄氏度以下变成固态，这都表现为质的变化。

　　第一，是人类供给侧科技创新中形成的“阶跃式”发展所带来的具备质变特征的生产力新水平新境界。农业革命、工业革命均依赖于科技成果应用，工业革命后所提供的生产力远超农业革命后的水平，因此被视为“新质”。信息革命后更是如此，数字经济时代信息革命支撑的生产力相比较于工业革命时代又是新质生产力。如今已在迎接量子计算机时代的到来，量子计算机所能提供的生产力相较于电子计算机，也是可细分的新质生产力。

　　第二，是生产力发展中供给侧要素组合升级版所带来的具备质变特征的生产力新水平新境界。科技是“第一生产力”，学界认为其内涵可做严谨论证，不是在劳动力、劳动对象、劳动工具三要素上做加法，而是做乘法，乘数放大效应使其成为第一。这种新质生产力的理解，还要扩展到更为广义的供给侧“全要素生产率”概念。除了劳动力、劳动对象、劳动工具所关联的劳动、资本、自然资源外，考虑科技成果应用直接关联到数字经济平台引领的数字化前沿创新和高科技产业市场主体；但又不限于此，制度创新，以及大数据时代数据成为要素后可能产生的乘数放大效应，不仅对应于高科技产业和行业，而且对应于全社会各个领域，各行业、各个赛道上的市场主体都应抓住全要素生产率中的制度创新、数据成为生产要素带来的新质特征，追求乘数放大效应，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

　　总之作综合概括，“新质生产力由技术革命性突破、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产业深度转型升级而催生，以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及其优化组合的跃升为基本内涵，以全要素生产率大幅提升为核心标志，特点是创新，关键在质优，本质是先进生产力。”这里面的关键词涉及“技术革命性突破”和“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带出的一定是产业发展中的升级特征——全要素生产率大幅提升是核心问题，这不仅仅限于高科技产业，而是要覆盖各个行业、各个领域的。

　　当前，中国正处于“爬坡过坎”的关键时期，必须承认我们的黄金发展期特征在经济起飞、粗放发展后已有所消退，而矛盾凸显期特征日益明显——这就是中央从提出“稳中求进”到现在“以进促稳”要解决的问题。新旧动力转化要务实展开，就必须牺牲一些速度，告别两位数高速增长，争取进入一个追求更高质量集约型发展的、可持续的中高速平台状态。新常态下，新质生产力需冲抵传统生产要素支撑力的滑坡而形成充分的正面效应。

　　“解放生产力”的制度创新，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龙头因素。因为在完成经济社会转轨的“新长征”中，中国必须强调制度创新作为“纲举目张”之“纲”，即“改革”是“最大红利”所在，“惟改革创新者胜”，这是实现现代化的“关键一招”。其实这些领导人强调的警句，都落在制度创新带来的乘数放大效应上，体现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我们推进现代化的主线，这一主线在新“两步走”历史阶段中不可中断。

　　必须承认改革深水区面临惰性和阻碍，曾形容现阶段的改革为“啃骨头”。如果说改革开放之初，我们认准了不改革开放是死路一条，到了现在不进则退、爬坡过坎的关键时期，不深化改革、啃下攻坚克难的硬骨头，也必将面临困境。

　　中央反复强调改革的重要性，二十届三中全会要求“必须自觉把改革摆在更加突出位置”，对应的就是社会上往往弥漫的对改革的迷茫、怀疑、改革疲劳综合征等消极因素。我们一定要深刻领会中央的指导方针，一竞技紧紧抓住落实二十届三中全会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大政方针，要通过改革动真格，去消除危害生产力解放的种种弊端、阻碍因素。

　　要改革就需试错，就要有容错机制，但我在调研中感受到这方面的落实很有难度。据我观察，当前环境已不似当年“大胆试、大胆闯”的氛围，、一竞技官僚主义常反常在，往前做一些推进工作都多有顾忌，一线人员感到压力大，更不用说试错、创新。做改革，必然要改变现在有白纸黑字作为依据的一些条条框框，一旦启动，还不待找到一个权威的力量作背书，各种压力已经一拥而上，推进的人往往陷入困境，甚至被找出“瑕疵”、提出疑问后被攻击为心术不正，导致整个职业生涯向下坠落，这是现实生活中我们看到的惰性因素，但这种惰性因素必须克服。

　　落实到成果应用的科技创新，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关键。我们要务实加强科技创新成果的应用，打开新局面。

　　中国追赶硅谷引领的创新大潮，上世纪90年代以互联网+创新为主，终于有少数头部平台企业历经“烧钱”阶段后脱颖而出。

　　在波浪式发展中，需完成头部平台整改。中央多次强调完成整改后要开创新局面，最新的国务院常务会议也有重要指导。我认为，对完成整改一定不能简单理解为就是有了认定方案完成罚款，而是更要前瞻而抖擞精神急起直追。应当正视这段时间客观发生的与前沿状态差距的拉大。前一段独角兽企业增长下滑、头部企业市值明显溜坡，后面还有所谓的“瞪羚”及其他的产业集群跟进不足，这都是实际存在的困难。

　　但是，我们别无选择，必须按中央精神，使头部企业振作精神、奋起争先，大踏步赶上时代。科技作为第一生产力，头部企业虽数量不多，但突破后能带动整个产业集群的发展。中国已经有1.8亿个市场主体，要实现共同发展，科技第一生产力带动的“数实融合”是必须务实抓好的关键。

　　具体考察，中国当前主要的产能在“世界工厂”格局下，仍显大而不强。如何从“中国制造”升级为“中国创造”和“中国智能制造”，这一考验十分严峻。尽管中国制造业规模已位居全球第一，但主要产能仍集中在“微笑曲线”的中间加工环节。在前端的创意创新、形成品牌，和后端的品牌营销、售后服务市场扩展方面，我们虽有进步，但尚未成为最主导的影响因素。

　　例如，中国本土生产全球85%以上的儿童玩具，但鲜有叫得响的本土品牌，主要是代工，如长盛不衰的芭比娃娃、乐高积木。又如女性化妆品，改革开放之初中国市场就显示了巨大的吸引力，这么多年虽有种种探索，但中国本土化妆品品牌仍还不如外资著名品牌的影响力竞争力。

　　再如智能手机领域，苹果手机引领潮流，而其主要加工生产地却是在中国。几年前我曾实地调研中看过郑州的厂区，当时按订单，是提供出三十多万个就业岗位，生产线小时三班倒连轴转，地方政府因此获得百姓增收、政府税收和经济繁荣的正面效应，但收益水平还只是“微笑曲线”中间的低位。

　　但我们也已经看到突破。例如广州汽车生产厂家，通过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形成自主知识产权的产品系列。若干年前我听说广汽传祺已具有相对竞争优势，年出货量达几十万辆，前一段时间进一步了解到，厂家已决策将生产线迁至泰国，这样是推出一个升级版战略，即以一个新的跨国公司架构，在牢牢掌握着左右高端收益的同时，进一步压低自己的综合成本。这就属于珠三角早已提出的“腾笼换鸟”，也是与特斯拉在中美贸易战打响后却在中国建立全球最大外商投资单体工厂的逻辑高度相似。我国在实体经济发展过程中，需在各领域、各赛道上形成高水平的定制化解决方案，实现这种升级。

　　落实到“细节决定成败”的管理创新，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务实保障，对此企业界人士、市场人士最有发言权。这样才能使新质生产力的运行和正面效应落地生根、开花结果。

　　冲破既有利益阻碍和惰性因素的思想解放、观念创新，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先行军。推进“思想再解放”，才能带出改革更深化、科技更振兴、管理工作更抓实的发展新局面。

　　我们应清楚认知“大踏步赶上时代”的紧迫性；要毫不动摇地支持民营经济摆脱相关困扰因素，得到更好的发展；我们要在头部数字经济平成整改的取向下，使整个产业集群推出一批绿灯项目，打开新局面；我们一定要以“数实融合”为关键词，使方方面面赛道上的企业主体都能对接新质生产力的培育和升级版高质量发展。

　　未来，各种资本形式，包括国有、非国有，也包括外资，应该是在统一大市场存、共荣、共同发展，应该摒弃“谁进谁退”这一伪命题的思维框架，以股份制带来的资本社会化，使所有经济成分可发掘的潜力凝聚在一起，调动一切因素，把我国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潜能和活力充分释放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