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以“信息和远程通信”“互联网技术应用”“纳米技术和新材料应用”“新能源和生物电子应用”等为标志的新一轮产业革命正在孕育突破，大量新兴产业和业态蓄势待发。这一轮新产业革命的核心是工业化和信息化高度融合，主旨在于革新制造模式、创新产业形态、重建生产组织方式。作为一门实践性很强的经济学科，产业经济学理论发展受到历次产业革命的深刻影响，同时又以其对产业发展机理的深入剖析为产业革命的推进提供理论指导。根据新产业革命发展的现状和未来趋势，结合产业经济学的研究现状，新产业革命将至少在以下四个方面为产业经济学创新开辟空间。

　　产业组织理论的经典范畴是市场结构、市场行为和市场绩效（即SCP分析框架），核心问题是平衡充分竞争和规模经济的关系。在前两次产业革命中，伴随蒸汽机与内燃机的发明和改进、电力技术的广泛使用，出现了基于大机器生产和垄断厂商的企业纵向一体化经营模式。19世纪末美国第一家垄断企业——美孚石油公司的建立，使学界开始认识到基于规模经济的企业纵向一体化在产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但在本轮产业革命中，随着物联网、大数据、智慧制造等技术在制造业中的深入应用，新产业组织形态将由大企业主导型和供应链主导型转向产业生态主导型。随着新产业革命深入发展，企业会出现垂直解体和网络化趋势，与之相适应的是企业组织结构将进一步扁平化，即非纵向一体化。同时，成本最低也将不再是企业最重要的竞争优势来源，地区产业生态、组织网络、产品订制化程度等均构成企业的竞争优势。现有的产业组织理论还没有对网络化的产业形态进行刻画，还不能从理论层面回答产生网络化、扁平化产业形态的机理及其效应，新产业组织形态的特点已经很难用传统的产业组织理论范式进行研究。

　　面对规模经济优势的式微，产业组织理论需要对产业生态、组织网络化、产品订制化等新竞争优势来源进行理论分析，并将其纳入产业组织理论模型加以讨论。一种可能的理论创新路径是革新当前产业组织理论范式，理论分析的起点应该从分析代表性企业过渡到分析企业之间的网络联系，并将抽象的社会网络概念量化为理论模型可以度量的变量。另一个可能的方向是弥补现有研究中侧重生产效率研究而忽视企业价值链测度的不足，将理论和实证研究的焦点都转向垂直解体后企业核心业务价值链的提升，将价值链作为评价企业发展水平的重要变量。

　　传统产业结构理论将产业分为第一产业、第二产业、第三产业三大块，认为三大产业随着经济发展会出现比例变动，即配第—克拉克定理。但如今新的情况是第二产业（主要是制造业）产业链分解并向服务业延伸，工业化和信息化高度融合，推动现代服务业的产生与发展。制造业的服务化是本次产业革命的新现象，在产品设计、职能分工、生产线构造、流程再造等领域的表现尤为明显。显然，配第—克拉克定理已不再完全适用。产业结构理论中还有一个霍夫曼定理，认为工业发展存在四个阶段，整个工业化过程就是资本资料工业在制造业中所占比重不断上升的过程，资本品的净产值将大于消费品。而新产业革命的主要特点是智慧制造，制造业将会前所未有地秉持需求优先而非成本至上理念，需求的异质性成为新产业革命的不竭动力。在此基础上，可以预见消费品的比例可能超过资本品，而霍夫曼定理将无法解释这一新现象。

　　可能的创新方向是：重新界定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将二者高度融合的部分适当打通，结合当前的产业发展现实，革新产业结构理论研究对象。在此基础上，还应回答基于新产业革命的二、三产业高度融合的内在机制和发展路径，并通过建立评级指标体系对产业结构的发展水平进行测度，进而实现产业结构理论的再造。

　　西方产业经济学主张依靠市场力量实现最优资源配置。在此基础上，日本学者进一步强调政府管理的重要性，将产业政策置于产业经济学研究的中心。一竞技登录我国于20世纪80年代从日本引入产业经济学，也将产业政策作为产业经济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国内学界对于政府产业政策问题一直存在争议。如果说前两次产业革命中我国都是被动参与和跟随者，被动嵌入发达国家构建的全球分工体系与价值链网络，那么，在这次产业革命中，我国已在部分新兴产业领域取得了与发达国家的同发优势，达到世界领先水平。值得思考的是，在我国这样的转型发展中国家，同发性产业发展是否存在不同于西方产业经济学理论和实践的“中国故事”：产业政策在一定条件下是有效的。本轮新产业革命的特点是“两化融合”，即工业化和信息化融合。有鉴于此，我国既需要提升原始创新能力，也需要强化产业创新能力。而现实情况是，科研院所占有主要研发资源而产业化能力较弱，企业研发能力不强却有较强的产业创新积极性。如果政府不实施相关产业政策，产业创新的局面就很难打开；但过度的产业政策可能使产业发展陷入刺激—扩张—膨胀—紧缩—下滑—刺激的循环，存在产能过剩、畸形发展的风险。

　　如何确定产业政策的最优实施策略？潜在的创新路径是：引入博弈论中的激励理论，从微观机制寻找答案；另一路径是融合区域经济学、发展经济学和空间经济学，探索兼具理论性与操作性的产业政策实施方案。这一理论创新对发展中国家的产业发展具有重要价值，也是中国特色产业经济学的重要生长点。

　　“互联网+”是指以互联网为主的一整套信息技术在经济与社会生活各部门的扩散与应用过程。它是信息化与工业化高度融合的结果，是新一代信息技术与以人为本的创新2.0相互作用而产生的新型产业形态。随着互联网加速从生活工具向生产要素转变，其与传统产业的结合日益紧密，以互联网为基础的新兴业态更加密集涌现，“互联网+”这一新型产业形态将成为产业竞争、企业竞争的重要载体，其发展迫切需要学界提供理论支持。目前产业经济学对该类产业形态的研究甚少，简单套用现有理论进行解释又存在严重局限性，因此需要针对该领域进行深入的理论创新。

　　产业经济学需要回答“互联网+”产业形态的内生机理与演进机制，刻画该种产业形态的企业竞争模式和优势来源，并从理论高度分析其发展路径与产业政策支持。我国在这些问题的研究上具备一定优势。我国互联网产业发展态势较好，为产业形态演变的理论创新提供了丰富的实践来源，有条件产生具有世界影响的理论创新成果。

　　（作者分别为浙江大学经济学院常务副院长、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浙江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研究生）